2010年1月12日，Google的官方博客上出現了一篇由公司的首席法律官David Drummond撰寫的《對中國的新策略》，表示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復雜的針對公司基礎設施的攻擊”，決定不再繼續配合中國政府的“內容審查”制度，哪怕這意味著它不得不關閉谷歌中國。

　　聲明發出之后，官方報紙《中國日報》英文版發表了題為《一件商業糾紛》的社論，強調官方對此事的定性是商業化的。社論說：“無論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谷歌可能的行動，這一事件的本質是商業性的，與政治理念無關。如果這家互聯網巨頭有政治價值觀，那它就不應該從事商業。”

  同一天的《中國日報》上，一幅漫畫把Google描繪成正在大哭大鬧的孩子。這篇文章的題目就叫做《退出？谷歌在撒嬌吧！》。顯然，漫畫和網友評論都在刻意淡化此一事件的重要性，恰好從反面證明了，Google威脅退出中國，從很多方面講，都是一件大事。

　　此后一段時間內，各路人士紛紛登場評說Google的選擇：政治家和外交家在討論這一事件是否會重燃意識形態和中國威脅論的憂慮，令中美之間出現某種新形式的“冷戰”(或者更精確地講，可以叫做“溫戰”)；經濟學家和貿易專家則關心它是否會波及中美貿易和經濟關系，并猜測跨國企業今后在華何以自處；有人則抨擊審查制度對全球互聯網的限制；技術人士擔憂黑客攻擊所造成的風險，會不會使“云計算”的迅速增長遭受重創。

　　把這場沖突看得更嚴厲的人，指稱它為影響未來的“第一場信息戰”，還有人言之鑿鑿地說，Google從中國市場的敗退是美國信息戰的徹底失敗。不知道言者所稱的信息戰的具體內涵是什么，但Google與中國政府間的這場沖突，的確關涉到未來的一個關鍵資源—信息。

　　縱觀信息技術的發展歷程，基本上每15年會有一個大的范式轉移。1980年是個人電腦，1995年是互聯網，2010年則是云計算。我們正在進入下一個創新周期，會出現前所未有的整套新工具和新應用，如微軟的技術大佬克瑞格·蒙迪所說，隨著數以十億計的“智能”設備聯上互聯網，互聯網演進成為一個威力無窮的計算平臺。就如同此前的大型機和個人計算機一樣，這個新的平臺所支持的應用將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

　　隨著海量的信息在這個平臺上被收集、存儲和分析，復雜的模型將被創造出來，這些模型既可能與大型的社會系統相關，也可能專注于個體的行為。人們通過這類模型，可以預測并且形塑人類社會的下一步發展。谷歌的所思所做，正是集中在這一方向上。它宣稱自己的使命是“把全世界的信息組織起來，并使之能夠被普遍獲取和使用”。從全球來看，越來越多的信息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被傳送到越來越多的人手中，無論是寬帶網、無線通信還是智能終端的普及都在推動這一趨勢。在這個趨勢中，人們不僅強烈要求接入互聯網，而且也渴求隨著上網而獲得未經阻礙和不加過濾的信息。

　　既然互聯網給予用戶對自己想要和不欲獲得什么以前所未有的控制力，事情就變得很清楚，在有關網絡內容審查和政策監管的后面，存在的是統治精英的利益而不是普通民眾的利益。而開放的信息則是民眾的所求，正如在互聯網上流傳多年的那個著名的口號所言：“信息渴望自由”(Information wants to be free)。

　　我們這個星球上不肯退出主導地位的實體—國家，當然不會坐視這種趨勢。他們為爭奪信息而斗爭—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谷歌宣布了它的非常之舉后，很多人不會把此事解讀為一個亞洲國家和一個西方企業之間的爭吵，而寧愿相信這是兩個大國圍繞信息時代話語權的博弈。那些更自信個體力量的群體也寧愿把信息視為比想象的國家共同體更珍貴的占有物而努力加以攫取：無論是恐怖主義者還是環保主義者，都想越過以國家政府為基礎的傳播通道而讓自己的聲音為全世界所聽到。

　　的確，如果你仔細觀察國際生活的真正運轉，你會發現這個舞臺的主角已然發生變換。有哪些新的演員在登臺亮相，試圖把自身的邏輯加給全世界呢？如果今天來評選我們這個星球上最有影響的50人，想想看，其中會有多少國家首腦、政府總理和國會議員，不管他們來自哪個國家？奧巴馬可能是最有影響力的國家領袖了，可是就連他的光芒與Google的兩個年輕的創始人佩奇和布林相比也難免黯然失色。我大可不關心奧巴馬的執政綱領，但當我進入自己已經須臾不可離的網絡之時，卻不得不向佩奇和布林頂禮。

　　人們意識到權力舞臺上的這出交接了嗎？需要指出的是，看起來世界的新主人可沒有經過任何普選。他們在作出重大的行動之前會跟政府磋商嗎？這似乎也不是必要的前提。他們按自己的邏輯行事，可能造成巨大的政治、經濟與外交漣漪，乃至于國家政府都不得不出來應對。無論是中國的外交部，還是美國的國務卿，都不能不對谷歌的行為展開自身的遮掩、痛斥或者關懷。

　　這些靠信息撐腰的世界的新主人手執歷史奔馬的轡頭，他們顯示了國家政府的無能并在某種程度上挑戰著后者的合法性。他們之所以如此氣勢如虹，原因在于他們擁有不同的傳播架構，這個架構是開放的，對等的，為億萬獲得了信息自由流通好處的網民所支持。所以，Google的行動，用美國著名的戰略咨詢公司Global Business Network的共同創始人之一杰伊·奧格威的話來說，不能只作舊游戲中的輸贏看，而應視為一種真正的游戲改變：它意味著政治時代的結束，經濟時代的開始—權力正在從總統和總理們的手中轉移到大公司的董事長和CEO手中，很像宗教改革時期權力從主教和教皇手中向總統和總理手中轉移的那個過程。

　　總統和總理們該怎么辦呢？他們當然可以和董事長和CEO們搏斗，鹿死誰手猶未可知；然而，他們難以戰勝的是人們對自由的和未經過濾的信息的追求。他們可能一時能夠阻擋住信息的洪流，但從長遠來看，失敗的命運是注定的。原因很簡單：你可以控制你給予人們的，但你無法控制人們主動尋求的。

　　在此情況下，全球性的互聯網治理理應依賴于嶄新的、以全球網絡社區為中心的體系而不是傳統的民族國家。這是人類面臨的一個關鍵性挑戰：它并不僅僅關乎信息自由，而是關乎我們是否能夠生活在同一個互聯網、同一個國際社區和同一種團結所有人、并令所有人得益的共同知識之中。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最好的方式是讓國家政府退后一步，以便協調和整合各自的不同，積極促進公民社會和企業在全球治理、合作與溝通中發揮作用。

　　今天，全球性的互聯網正在造就最高等級的地緣政治問題。從Google和中國的分裂以及其后的美國和中國政府的反應來看，網絡犯罪、內容審查、貿易和技術政策等等交織匯集，共同指向以互聯網為基礎的人類交流的跨地域治理。不僅如此，從9·11恐怖襲擊，到混亂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無一不在證實，互聯網時代不但存在著國與國的博弈，而且“非政府行動者”—公司、組織、甚至個人—都開始通過各種方式介入公共決策過程，傳統的權力界限模糊了。

　　而谷歌，這家象征著21世紀全球價值的互聯網巨頭，無疑在力圖成為這一巨大轉移中的主導者。對于中國而言，如果要想成為真正有影響力的國際贏家，一定要認識到光成為經濟大國是不夠的，而是要讓自己的人民生活在一個可以自由想象、自由溝通的環境中，讓個體更有力量。